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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能赢
时间:2015-12-14 11:37:03  来源: 

 ◎中国旅法政治学者、时政评论家 宋鲁郑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6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建设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所言:“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

  一、新中国65年取得辉煌成就

  回顾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穷二白,连火柴、钉子都不能造。65年后,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懈奋斗,中国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还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生活富裕,国家走向富强。

  1.经济总量飞速发展。按推算,1952年中国GDP仅有679亿元人民币。1978年达到3645亿元,在世界排名第十。2010年中国GDP为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GDP超过56万亿元,半天时间就创造出1952年一年的经济总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近10年来,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遍及全球。

  2.外汇储备越来越多。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1.67亿美元,人均仅为0.17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不到3毛钱。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2013年,外汇储备达到3.82万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3。

  3.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升。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9元人民币,解决温饱问题都还有一定的困难。201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6700美元,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1952年,中国居民平均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而到2013年底,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2万元人民币。新中国成立65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翻了1万多倍。

  4.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5亿多,其中城镇人口5000万,城镇化率只有10%。到了1978年,城镇人口上升为1.72亿,城镇化率17.9%,城镇化程度依然不高。此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相当于上海地区的人口总量。到了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占总人口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速度和效率,是英国用了120年,美国、德国用了80多年,日本、韩国用了40多年达到的水平。

  5.创造多项世界第一。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22个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中,中国有7个名列第一。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美国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货物贸易第一的位置被中国取代。2013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18亿,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公民年出境人数近9000万人次,出境消费额达102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

  6.工业发展创造奇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这种状况直到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才有所改变。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逐渐代替正常发展。随后,国际围堵、国内封闭,国计民生发展缓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36年来,中国制造业高速增长,中国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在服装、家电、摩托车等领域是全球最大生产规模,并且成为最大出口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7.农业生产发生巨变。从1958年开始,全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在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1%,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如今,国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约3.4亿亩,约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6%。在规模化种植越来越挣钱的情况下,农民将会更加自愿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们将会走向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

  8.教育事业取得巨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注重解决人民群众受教育年限问题,把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扫除文盲”上。在完成“扫盲”的阶段性任务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率80%,农村高达95%,人均受教育年限仅1.6年。到2011年底,全国所有县都已经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85%,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进入大众化阶段。目前,中国有2.6亿名在校学生和1500万名教师,这一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9.医疗改革开出“中国处方”。65年来,中国一直重视医疗建设。1952年,国家开始在全国公职人员中推行公费医疗制度,资金绝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支出。但在广大农村,基本还是传统的“赤脚医生”方式,医疗条件普遍落后。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这种情况得以根本扭转。自2009年起,中国开始推行新医改,至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了95%,覆盖13亿多城乡居民,成为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医疗保险制度,百姓看病负担大大减轻,健康水平大为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新中国成立初的40岁左右增长到如今的75岁。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百姓对新医改的满意度达到87.7%。在国际上,医改被称为民生政策的“珠穆朗玛峰”,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由于成果显著,中国医改被称为世界医改的“中国处方”。

  10.社会保障“补短板,兜底线”。社会保障是对民生的兜底性保障。观察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不能只看摩天大楼、机场高铁,还要看大桥下面、街头角落里社会底层、困难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好比“木桶效应”,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关键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搞好民生,就要特别注重“补短板、兜底线”。

  “补短板”是指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1951年,中国在企业职工中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如今,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19亿,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此外,中国有18个省(区、市)建立了80周岁以上老人津贴制度,22个省(区、市)建立了生活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2010年还首次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制约社会保障水平的“短板”越来越少。

  “兜底线”主要指对特困群体的社会救助,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1950年,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救济工作的序幕。如今,全国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和8000多万残疾人,针对这些特困群体,中国已实施多项社会救助政策。比如,城市、农村平均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30元,每年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229.9万人次,等等。现在,中国低保制度已实现城乡全覆盖,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对占全国总人口5.5%的城乡低保对象,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中国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补上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短板”,还将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缝隙、不漏水”。

  二、中国赢在制度优势

  中国发展创造的奇迹,就像一个巨大的谜题,很多人都想找到答案,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

  有人从国民性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人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和积累提供了巨大资本;有人从全球化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有人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打开国门,吸引大量外资并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从而获得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还有人从比较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这些研究都有道理,但均非关键所在。总体而言,中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其独特的制度。

  第一,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这种机制主要特点是以德才兼备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培养选拔为例,两者均需经历20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分别要在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主政历练,然后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学习处理国家事务。这样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使领导人对国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能够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产生,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作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最重要的执政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担任州和联邦的参议员,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所以西方国家领导人上台后,都会有至少长达半年的所谓“蜜月期”,专门用来熟悉情况。

  此外,中国还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换人或换党,候任的领导人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这两个阶段可合称是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可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第二,保持了政治独立性并拥有最终决策权。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当中,不会像西方政党那样受利益集团影响,从而能够有效做出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被视为最庞大的“利益集团”,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其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走进了历史。

  无独有偶,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美国的老大难问题——控枪。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奥巴马于是把控枪定为其第二任期的施政重点之一,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精力和政治资源。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尽管桑迪胡克小学惨案发生后,98天内又有2243人做了枪下冤魂,但控枪法案在参议院投票时却未获通过。据调查,那些投反对票的参议员,绝大多数都收了阻挠控枪的全美步枪协会的钱。

  中国成功把铁道部纳入改革轨道,美国控枪却再走麦城,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不受制于政党利益和资本的控制,才能做出有效的重大决策。

  第三,执政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这一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应对汶川地震、禽流感等自然灾害,还是像利比亚撤侨这样的涉外紧急救援,中国的高效率都令世人赞叹。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曾这样点评中国应对禽流感的表现:“中国政府展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

  中国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观察则更为突出。同样是地震灾后重建,汶川地震灾区的住房重建工作只花了3年时间,一共完成了540万户住房的新建或整建,解决了1200多万居民的住房问题。2011年发生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3年多了,到现在日本东北海岸的垃圾都没有全部清理完毕,灾区3县(宫城、岩手、福岛)仅有56户灾民入住了灾害公营住宅,全国尚有30万灾民无家可归!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为美国商业委员会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70位CEO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业家本身,第二是银行),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具有长远眼光,二是更有效率。

  第四,中国的制度模式优于西方,一个公认的共识就是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且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最典型的体现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以《十二五规划》为例,中国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典范。甚至还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11个步骤历时3年。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通过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达到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此外,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持续30多年,并不因领导人的定期更替而“人变政息”。

  在西方国家,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

  另外,东西方制度还有两点不同,这些差异也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表现。

  其一,西方的政党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体的利益。以美国为例,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低收入阶层,共和党则主要是财团和高收入群体。西方政党的这种特点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执政后,其政策明显偏袒自己的支持者。二是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由于少数群体的选票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会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制定政策时不会特别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新农合、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某一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

  其二,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看,西方模式强调的是程序合法性,中国强调的则是执政的成效,即政绩合法性。

  由于西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自选举,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精力放在选举而非治国上,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拉抬支持率而不择手段。以法国为例,支持率低迷的萨科齐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的额外红利。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国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

  和西方不同,中华民族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政绩卓著,成为后世典范。而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的改革,导致民不聊生,他便成了千古罪人。

  对于中国政府努力改善民生的做法,西方无法理解,何以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却有如此的动力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当印度的选民通过几年一次的选举向当政者要求最基本的水、电和温饱等生存条件时,中国不需要这一套制度设计却早已主动实现。

  可以说,正是新中国成立65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使党赢得了中国百姓的衷心拥护。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制度安排,完全符合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国情,并且运行良好。倒是西方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急需变革。

三、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这一复杂多变的新时代背景下,成功使中国再度崛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其最新出版的回忆录《艰难选择》中这样评价: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然而,崛起后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甚至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全新地位,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艰巨。

  首先,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奥巴马政府虽诞生于经济危机之际,但仍然迅速制定了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崛起从两方面威胁到了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权。一是西方长期在资本输出、工业品制造和原材料定价等领域的垄断权力日渐被中国所取代。二是中国开创了发展新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融合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反制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中国发展脚步不断加快,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也会日益白热化。

  为此,中国需要尽快进行理论创新和总结,把自己的成功经验理论化。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也要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话语表述方式,以取得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塑造国民的精神和信念。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权威性。

  其次,内部治理与外部事务的处理带来的挑战。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时代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好异常复杂的外部事务。中国将不能再以发展中国家身份示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也会完全不同。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如日本、德国;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如英国和美国。现在中国面临的东海、南海等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

  再次,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较高的增速显然无法持续。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执政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冲击了西方社会,英、美等国家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来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来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民众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贫穷差距的缩小,再加上中华文明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有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时,中国也会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而且届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制度的正当性谁也无法再质疑。但中国能否应对类似2008年的大危机,这需要我们未雨绸缪。由于不能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

  最后,资源瓶颈带来的挑战。西方模式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其规模较小。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所说的:“世界无法养活两个行为方式同美国一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既缺乏环境,可能也缺乏资源。”“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

  显然,以中国的环境和世界的资源储备来看,中国必须走出一条建立在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可持续的新型发展道路。如果中国获得成功,将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更是在文明、价值观和道义上引领世界。

  当今时代,中国要实现崛起,就不得不直面这些挑战。我们也相信,一个以五千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一定能够拿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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