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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再谈为人民服务
时间:2012-03-16 19:28:52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金颜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的产物,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着人们忘我工作,积极奉献。然而,随着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到今天对于“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诠释,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概括出来的,但它却有很深的历史源头。19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并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1871,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巴黎公社的代表和公社委员是真正负责的社会“公仆”,他们是“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2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干部应该只是人民的公仆,应为人民服务。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人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认为人民是指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3

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全面概括标志着为人民服务理论的形成。19449,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同志的演讲中,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419494月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正式指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自七大起,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和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写进了党的章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党的出发点”。5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为人民服务理论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从这一观点出发,认定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生存、发展,党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为此,党提出了一系列的群众观点,即在政治上,必须制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要求尊重人民群众,树立群众意识;在工作上,既要依靠人民群众,又要组织引导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生活上,要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在干群关系上,确定人民群众是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在衡量标准上,规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化,也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化。它表明,坚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做到政治上代表人民,思想上想着人民,行动上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由此,自从毛泽东发表了以《为人民服务》为题的著名悼词。“为人民服务”便成为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忘我奋斗的崇高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具有号召力、感染力、凝聚力的口号。在党的文件中,在宪法中,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著作报告中,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从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观、历史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上来讲的。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为人民服务”在当时是一条政治伦理原则。

    细究这条政治伦理原则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这一概念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主体和客体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主要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及广大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主要是向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即向革命队伍提出的政治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在毛泽东看来,广大人民群众是革命队伍为之服务的客体亦即服务的对象。这两者的位置是绝对不能颠倒的。其次,论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看作是建立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即党的根本宗旨。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再次,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而且是党的根本路线,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6为此,他号召共产党员,在从事任何工作时,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就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启发、帮助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服务思想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建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商品经济,其本身所具有的为他服务的属性必然会实际地遭到压制甚至扼杀,使其成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假定和伦理的虚设。这是由于私有制把人分裂成为一个个单独的私有者,使私人利益成为人们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所必然造成的。所以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只是为自己服务;每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6页)任何商品生产都必须面向市场,而市场的法则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商品经济所包含的矛盾就可能暴露出来。诸如,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忽视其使用价值的倾向,只顾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忽视社会集体利益的倾向,等等。这些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仍然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这些弱点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本身所存在的为他的、服务的属性也可能遭到压抑甚至被扭曲。特别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具有多层次、不平衡、水平低的特点,整个社会的经济格局还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这些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某些地方、某些环节、某些人身上转化为现实性。因此,市场经济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产生某些消极作用。

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的生产目的乃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而且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就必然要把商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为他的、服务的属性凸现出来,将其服务的对象指向广大人民群众,并在这个前提下把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追求的合法利润和自身的特殊利益,同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绝不是同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相反地它正是植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性之中的,因而它理所应当地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价值中介。正是这一要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它指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自此,“为人民服务”就不仅仅是对对党员、干部的要求,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这时 “为人民服务”已经不再限于政治伦理原则,而发展为社会伦理原则。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要求全体人民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精神,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

三、

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核心,在实践中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的继承,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也更加贴近群众的认知理念。首先,“为人民服务”成为一个全民性概念,作为社会伦理原则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相互服务”。这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确有相同之处。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我关系孔子提出的最高原则是“仁”和 “礼”。

“仁”是要求对待他人,要有一分出自内心的关爱,即“仁者,爱人”(《论语·严渊》)。强调人们对于道德的实践,应该由自身最切近的家庭做起,然后推己及人,扩大爱心,以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由爱亲到仁民,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明确地将仁爱从家庭推向社会,再推向自然万物。

关于“礼”,不仅包含“礼仪”还包含“礼让” 。从“礼仪”而言,《礼记》记载:“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意思是说,进入一个地区,先要问当地的法制禁令;进入一个国家,先要问该国的风俗习惯;进入别人家里,先要问主人有什么忌讳。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讲究“礼仪”、“礼节”、“礼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

从“礼让”而言,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大意是说,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有欲望而得不到满足就有追求,有追求而无限度就会造成争夺,有争夺就会造成社会混乱,礼的作用,就是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和限度,使人们相互礼让、安分守己,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荀子的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礼治思想的代表,也是“礼让”思想最著名的言论之一。  

 “礼仪”、“礼让”,正是表明人们彼此之间尊重、谦和与体谅的关系,也就如孔子所说的,“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正因为“仁”和“礼”反映了人的本质需求,所以从古至今,真正认识到了并关心人类根本利益的进步思想家,无一例外,都提倡以此作为处理人我、人人关系的理性准则。诸如,被黑格尔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的古希腊人文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善即知识”的著名命题;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但丁,在其代表作《神曲》中庄严地宣称:“我看见宇宙纷散的纸张,都被爱合订为一册”。在但丁看来,生活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就是“爱”;这就要求人们在追求快乐和幸福时,不单纯注重个人利益,也要重视他人利益。从长远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只有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幸福才有最终的保障。这些内容究其实质,都是基于对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价值关系的论述;都包含利他意识的崇高价值取向;都强调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感。是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的主要社会伦理原则。

    其次,这一伦理思想在实践中还体现了不同的道德层次要求。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不同领域、不同个体有不同要求。从服务主体上,有高层次要求和普遍要求之分,高层次的要求针对的是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这个群体是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他们应当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追求,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即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追求。这也是《决议》所要求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一点,不仅要求共产党员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处理问题时都必须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人民的利益自觉牺牲个人利益;还要求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切对人民负责。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要有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再者,为人民服务也体现了广泛的普遍性要求。一方面,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如果他们在职业活动、家庭活动、社会活动中,遵纪守法、做好本职工作,也就是为国家、为他人、为单位集体服务。具体说来,就是《决议》中讲的“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即每一个公职人员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以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自然,这个做好本职工作的为人民服务也是可以具有很高的境界的。

    另一方面,为人民服务是作为社会公德的口号提出的,就是提倡每一个人同时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对象,就是要形成像列宁曾经说过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那种道德风尚。显然,这种以“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为核心的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也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道德实践,同时并没有硬性拔高对全体人民的道德要求。即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正是这种群众性要求的具体表现。

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既伟大又平凡,既高尚又普通,它不仅具有不同层次,而且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群众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也是为人民服务。每一个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每一个人不论何种岗位、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能力大小,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

    如此,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核心, 可以把不同层次的人群都统一在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旗帜下, 既是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道德修养,也是在当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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